RFI：我們都知道，疫情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移民潮。而我觀察到，恰好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你們在荷蘭開了“飛地”這家書店。
徐進：這個巧合背後，我覺得其實也有某種必然性。就像你剛才提到的，巴黎現在有很多中文書店，而事實上大多數都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我也稍微了解過一些情況。放眼整個歐洲，乃至更廣泛的全球範圍來看，無論是美國還是加拿大，在疫情之後都出現了很多新的書店。
當然，也有一些書店因為經營上的困難而倒閉。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人開始嘗試開設線上書店。比如在英國，各個地方都有這樣的情況，你在“小紅書”或者其他平台上搜尋一下，就能發現不少。
我覺得這其實反映了一種現象：就像你所說，在這一波華人新移民浪潮中，新移民群體對原本文化生活的渴望正在增強。這也是對過去移民生活刻板印象的一種打破，大家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於中餐館這樣的傳統行業。當他們想要創業、探索新的方向時，也開始嘗試一些既有商業性、又具文化性的項目。
“飛地”在各個地方的出現，其實正是在這樣一個全球書店復興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它的出現也許是偶然的，但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它所代表的文化需求和發展方向卻是必然的。
RFI：那借這個話題我想問一下，其實開這樣一家書店，可以讓更多當地的華人有一個公共空間，能夠一起思考、交流一些與自身處境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移民的處境。我很好奇的是，我經常聽到一些人說：“既然我已經移民海外了，那我就要在這裡紮根。我既然要紮根，就應該努力學習當地語言，融入當地社會，應該去當地書店、讀當地書。”那為什麼對於一個“離散的人”來說，母語的閱讀依然重要呢？這種重要性一直都存在嗎？還是說在新冠疫情之後的新移民潮中，這種文化需求變得更加強烈了？
張潔平：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其實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這兩種需求，也就是融入當地社會和保持母語文化，並不矛盾。你完全可以在荷蘭、法國或紐約這樣的地方很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同時保有自己的母語文化。這個事情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極端。並不是說我每天逛中文書店，就成了一個只能待在唐人街、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人。我覺得那是一種刻板印象。
其次，我認為對於離散的華人來說，堅持母語閱讀的重要性有兩個層面。
這也是“飛地”的一個特色。你剛才提到我們有很多繁體書，其實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把同一主題下的書，無論是繁體、簡體，還是來自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出版的，都放在同一個書架上。別人會覺得這很稀奇。但對我們來說，這正是我們希望呈現的狀態。中文因為種種歷史與政治的原因，往往被迫變得高度政治化，但它本來就是一種彼此都能讀懂的語言。
我希望“飛地”能在一個相對自由、沒有包袱的空間裡，重新呈現華語世界應有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這種體驗，其實在我們原來的生活環境中是接觸不到的，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海外必須“補上的一課”。
我覺得這正是當代人對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種新的回應方式。
RFI：非常感謝你的回答，我覺得特別好。那我想最後再問一個問題吧。之前在很多場合你都提到過，比如我聽過你的採訪時你說，開書店其實也是一種“在另一個地方重建中國”的嘗試。其實我也聽到過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些人覺得，他們離開中國後，終於能自由地表達了，但與此同時，他們的聲音似乎又沒有被當地社會真正聽見，也難以傳回國內。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重建中國”這件事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張潔平：謝謝，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重建中國”這個概念非常容易被誤解，所以我一般不會太強調這個詞，雖然每個人在使用它時都有自己的理解。
比如說女性的處境。我在東京的感受特別深，東亞女性真的是“同一國人”。有一次，一個香港女作家的書在日本出版，一個懂中文的日本讀者讀完哭了，一個在韓國留學的中國女孩也覺得特別有共鳴。你就會發現，東亞女性的經驗是相通的。
所以對“飛地”來說，我們希望在活動中討論的，不是抽象的、宏大的“國家問題”，而是這些能夠讓人彼此相連的“共同問題”。
張潔平曾在其他的採訪中表示，她理想的社會是大家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身份認同，非常不同的政治觀點，但當大家對某一些話題的知識有相似的興趣時，大家就有機會走在一起，而飛地就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空間。當不同的人面對面坐下時，大家伸手去拿同一本書時，儘管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可能有非常不一樣的政治觀點，但他們拿那一本書的那一刻，他們看了彼此一眼，那個信任感就升溫了，開始願意聽對方說兩句。也許第一次只是萍水相逢，參加幾次活動後，他們就成了朋友。而她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重建中國不再是一個政治實體的概念，而是擴展成為每一個人具體的、可以踐行的行動本身。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華世界，感謝Julie和Souringa提供的音訊技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