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海外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下，華語酷兒群體顯得更加活躍。本期公民論壇邀請到了學者包宏偉，他是當代中國酷兒文化領域的知名學者。從學術到文學創作，他用詩歌重塑華語酷兒想像，並用自己的書寫告訴人們，酷兒書寫不只是抗爭，也可以是溫柔的自我凝視。
RFI：首先很高興您能接受採訪，能不能請您稍微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然後也介紹一下您的新書。
大家好，我是包宏偉，是英國諾丁漢大學媒介研究專業的副教授，這是我的本職工作。然後我同時是一個作家、詩人，還有戲劇創作者。最近兩年我專注於寫詩歌。去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Rabbit God，叫《兔兒神之生死愛慾》。那今年剛書版的這本新的詩集呢，叫做 Self-Portrait as a Banana，叫做《香蕉的自畫像》。
RFI：能不能給不太了解的聽眾講一講，您這本書寫了什麼或者想表達什麼？
這本書的切入點是用“香蕉”作為一個比喻。大家可能聽說過“香蕉人”這個說法，通常指生活在西方的華人。在日常生活中，“香蕉”或“香蕉人”多少帶有一點貶義，意思是這種人“不倫不類”，既不是完全的中國人，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
我在書裡把“香蕉”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把它作為一個華語酷兒的象徵性符號。我的意思是，作為“香蕉”其實沒什麼不好。香蕉還有一個有趣的特徵：它永遠是彎的。大家都知道，“彎”在某種意義上也象徵著“不直”，也就是非異性戀、偏向酷兒的形態。
當然，全書是以詩歌的形式呈現的，而詩歌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個人書寫特質。我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移民經歷，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對身份的思考與掙扎，以及個人的情感與慾望，把這些都寫進了這本書裡。
RFI：我看到您很早就開始從事酷兒研究、性別理論以及酷兒文化的研究。您能談談，您是什麼時候開始進入這個領域的呢？
正式開始大概是在2006年。當時我在澳大利亞雪梨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時有一個很巧合的契機，我見到了中國的酷兒運動家、電影人、作家崔子恩。崔子恩向我介紹了當時中國的酷兒運動現狀，我聽了之後非常感興趣。後來我去了北京、上海、廣州做了一些田野調查，深入了解中國城市中酷兒社群的情況。這些研究構成了我的博士論文的核心內容。
之後的學術研究，其實都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進行的延伸與深化。我主要聚焦於中國現當代的酷兒歷史，尤其是酷兒社群的文化史，包括文學與藝術創作、戲劇表演形式等方面。近兩年因為疫情的影響，我無法回國繼續田野調查，所以研究的重心轉向了海外華人社群，特別是他們的生存狀態與文化創作。
RFI：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您本身是學者出身，但在這本書裡，您並沒有採用理論分析，或者中國當下比較流行的那種“非虛構”寫法來講述自己的經歷，而是選擇了一種文學性的表達，而且還是詩歌的形式，而不是小說。我很好奇，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方式呢？
是的，寫作方面我的確是以學者的身份出發的。在寫這本書之前，我已經出版過幾本關於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學術著作。這些學術書寫讓我逐漸意識到一個問題：雖然它們在分析社會文化的大背景、做宏觀性的論述時非常有力，但同時也有局限，因為它們難以觸及那些更細微、更個體化的層面，比如個人生命的體驗、內心的感受、情感的波動等等。而這些，恰恰是文學和藝術更擅長表達的部分。
我真正開始寫詩，是在疫情之後。那段時間我常常在想：怎樣才能用一種方式，把自己的個體經驗表達出來？於是我就開始像寫日記一樣創作詩歌，有時每天寫一首，有時只是寫下幾行想到的句子。慢慢地，這些片段積累成了這本書。後來我意識到，雖然這些詩源自個人的感受，但它們其實也反映了某種群體經驗，以及我對社會、身份與情感的思考。於是我決定把它們發表出來。
我發現，文學，尤其是詩歌，比起學術研究，更容易打動人。它能拉近我與讀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引起共鳴。它還能起到溝通的作用，讓更多人理解這個群體，也促進不同群體、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這一點，是學術寫作所難以做到的。
RFI：這本書剛剛出版不久，您希望它能在海外的酷兒群體中引起怎樣的反響呢？
首先，我希望大家能意識到：每個人的經驗，無論多麼獨特，都是有共性的。過去我常常以為，自己的經歷太個人、太特殊了，讀者可能不會感興趣，也不會理解。但後來我發現，在我們日常接觸的文學、藝術、電影或電視作品中，大多數描寫的都是主流社會的生活經驗。而像我們這樣的“邊緣經驗”，這些非主流的、被忽視的生命體驗，其實同樣值得被看見，也值得被書寫。
所以對更多的酷兒群體來說，我想傳達的訊息是：你的經歷很重要。無論它多麼個人化，它都具有社會意義。它既反映了社會如何塑造個人，也體現了個人如何回應社會。也許你的反應方式與別人不同，但其中仍然存在許多可以共鳴的部分。
此外，我也希望透過這本書，讓更廣泛的公眾能更深入地了解華語酷兒社群。這個群體並不是一個同質化的整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社會經歷和身份背景。而正是這種身份的交織與交叉，造就了他們獨特而複雜的生命體驗。
RFI：近年來我們看到，Z世代的酷兒群體在海外變得越來越活躍。您認為這一代的酷兒群體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覺得當下的Z世代華語酷兒群體，表面上看似面臨很多困難：在國內，他們承受多重壓制；在海外，他們又要面對種族歧視、保守勢力的反彈等問題。但有趣的是，這種外部的壓力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他們更強的行動力與創造力。過去兩年，歐洲各地湧現出越來越多新的華語酷兒組織和文化活動，整體上呈現出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
酷兒群體本身是很難被單一定義的，因為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不相同。但就我的觀察而言，我其實很欣賞、甚至有點羨慕當下這一代年輕的華語酷兒。他們大多成長在一個相對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裡，生活條件也比上一代更好，有更多機會去探索自我、表達自我。
當然，他們也面臨一些當代的共同困境。
當然，我也要強調，所謂“代際差異”這個說法本身其實是有局限的。每一代人、每一個個體的經歷都不一樣。我們今天看到的差異，可能與成長環境、時代機遇、社會挑戰等多種因素相關。每個人在這樣的背景下都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生存與抗爭策略，而這些多樣的策略都值得被理解和肯定。